1947年3月，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北野战兵团（后改称西北野战军），并特别任命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，而没有直接让当时在晋绥的贺龙指挥。贺老总虽然心怀壮志，却深知此时西北的战局复杂且危急，因此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所带领的部队交给彭德怀，并亲自送部分精兵上前线。这一举动，不仅体现了贺老总的胸怀与风范，也反映了他对中央战略的深刻理解。贺龙知道，西北局势紧张，中央亟需一位能够在极端困难和严峻环境中指挥作战、通过高超的战术以少胜多、扭转乾坤的军事指挥官。而彭德怀正是这样一位勇敢果断、敢于担当的军事统帅。
如果当时由贺龙直接指挥西北战场，结果会如何呢？贺龙与彭德怀同为久经沙场的军事家，但两人的指挥风格各具特色，且各有专长。彭德怀最擅长的是在兵力、装备、补给远远不如敌方的情况下作战。他在极度不利的局势中，总能凭借坚定的意志力捕捉战机，甚至主动发起决战——比如著名的沙家店战役，彭德怀充分展现了他在绝对困境中的战略眼光和果断决策。西北战场，尤其是1947至1948年，正是这种艰难环境的极致体现，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与战场需求不谋而合。
展开剩余72%面对胡宗南指挥的数十万大军，彭德怀采取了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，将运动战与歼灭战的结合发挥到极致。在陕北的沟壑山塬间，他巧妙地运用地形，精确情报与隐蔽意图为基础，快速移动并巧妙抓住敌人分兵冒进、补给线脆弱等弱点，集中有限兵力进行精准打击。诸如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等战役，彭德怀都通过高效的指挥赢得了三战三捷，彻底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势头。彭德怀在战机把握上的敏锐程度、决策上的果敢性，在危急的战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相比之下，贺龙则是一位擅长稳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员。从湘鄂西到晋绥，贺龙一直展现着卓越的组织和统战能力。他通过高效的动员，凝聚了大量民众和兵员，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持。在西北战场，贺龙为前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，包括粮草筹集、物资转运、兵员补充等，确保了彭德怀在前线作战时没有后顾之忧。若没有贺龙的周全支持，彭德怀的战斗会更为艰难，甚至难以坚持。
在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上，贺龙也展现了出色的指挥才能。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20师，还是解放战争中的大西南战役，贺龙都取得了显著的战绩。然而，西北战场的特殊性质，使得贺龙的指挥风格与彭德怀有所不同。彭德怀所面对的，是极端困难、需要灵活机动的“刀尖上跳舞”式战斗，而贺龙的指挥更多是在较为稳固的局势下展开，虽也取得了成功，但无法像彭德怀那样应对当时的生死一线战局。
在一度出现将帅不和的情况下，贺龙亲自出马，做出调整，训斥了几位战将，确保了后续的合作无间。战斗中的协调，经过贺龙的智慧和领导，成功解决了指挥中的难题，战将们也表示愿意服从彭德怀的安排。这种默契的合作，最终促成了西北战役的胜利。没有贺龙在后方的强力保障，彭德怀的战斗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制约，甚至无法继续。
因此，彭德怀在西北战场，特别是在1947至1948年的战绩，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奇迹。这一成就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，更是历史背景、战略需要与个人特质的完美结合。贺龙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巨人，他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、后方保障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，同样是决定性的。虽然他未必能像彭德怀那样在绝境中发起反击，但他在整个战争中的全面能力，极大支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。
中央深刻理解两位将领的特长，因此将最适合进行逆境作战的彭德怀派往最危险的前线，而将擅长后方保障的贺龙安排在晋绥，保障了西北战场的胜利。两位将军的合作，无疑是中国革命中一段难得的佳话，体现了两位军事天才的互补和协作，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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